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沃格林集”出版说明


沃格林(1901-1985)出生于德国古城科隆,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后来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博士期间攻读的是政治学,沃格林喜欢的却是哲学和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当时的学界思想泰斗韦伯。不过,沃格林虽荣幸做过凯尔森的助教,后来却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者之一。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博士毕业即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访学美国,回国后写下处女作《论美国精神的形式》(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沃格林流亡美国(1938年),数年后在美国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谋得教职(1942年)。

此前沃格林曾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要为大学生撰写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简明教科书。但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即便如此,他仍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这个写作计划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最终废置,变成一堆“政治观念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不仅仅是“卷帙过大”,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打破这种现代式学术藩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部“史稿”不仅对西方学界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依笔者陋见,在林林总总的各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经后人整理的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最为宏富、最富启发性,剖析我们关切的问题,迄今无出其右者。

沃格林觉得,即便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已经显露出种种凶相的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沃格林以政治思想史方式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他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

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符号”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更为根本。于是他另起炉灶,大量运用“史稿”已有材料,撰成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以及其他重要文集。我们会感到奇怪,如今的《政治观念史稿》何以从“希腊化时期”开始,其实,此前的材料大多被用来撰写《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了。

沃格林启发我们: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而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正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1951年,沃格林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次年,讲稿以“新政治科学”为题出版,成为沃格林思想成熟的标志。随后,沃格林全力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时有其他专题文集问世。1958年,沃格林返回德国,执教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并创建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然而在战后的德语学界,沃格林的学问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痕迹,这着实令人费解。退休以后,沃格林再度赴美,继续撰写因各种事务而搁置的《秩序与历史》后两卷。

在思考世界文明的历史性危机方面,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无疑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二人精深的哲思和广袤的视野,西方学界迄今无人能与比肩。

沃格林去世后,他的美国弟子着手编辑《沃格林集》,成34卷。除五卷本《秩序与历史》和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外,还有六卷《已刊文集》(Published Essays),以及其他自编文集和未刊文稿。沃格林学述将艰深的现象学思辨与广博的史学视野融为一炉,汉译殊为不易,译者极难寻觅。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胜任的译者,陆续择要迻译。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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