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演出的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35种,书简集1种,共36)。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本,作品前后顺序的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还得同时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还是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本和义疏本迻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也尚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套注疏体汉译柏拉全集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收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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