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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张涌泉教授“敦煌藏经洞文献之谜发覆”讲座顺利举办

发布时间: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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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晚,文学院吴玉章系列讲座第三讲在教学四楼4106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张涌泉教授主讲,讲座题为“敦煌藏经洞文献之谜发覆”,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贵元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张涌泉教授分享了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残卷的缀合研究”的阶段性最新成果。张涌泉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献实际上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它们确实与僧人道真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藏经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场所;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讲座从以下五个方面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

首先,张涌泉教授介绍了道真的生平事迹。根据敦煌文献记载,道真是敦煌莫高窟三界寺僧人,约生于916年,长兴五年(934年)开始三界寺佛经修补工程,986年其担任敦煌都僧录一职,至996年仍在任。关于道真有明确时间的最晚一条记载即996年。

其次,张涌泉教授谈到,要讨论藏经洞的性质,需要对藏经洞文献的完整和残缺情况做一个准确评估。敦煌文献主要是佛教文献,从敦煌文献八大佛经的统计情况来看,残卷的比例是94.86%;再看残卷缀合的情况,就统计的32586号敦煌文献佛经来看,可缀合残卷数占总数的27.82%(超过四分之一),缀前残卷比例为93.98%,缀后残卷比例为92.38%。因此,无论缀合前,还是缀合后,残卷或残片都占了绝大多数。

接下来,张涌泉教授对藏经洞文献为何绝大多数残缺不全、这些残卷与三界寺藏经是什么关系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其一,藏经洞文献与三界寺藏经是两回事。三界寺藏经目录有三个抄本,三部目录总计收经192种,其中仅北敦14129号有两处残缺情况的记载,意味着其他所载佛经应该是完整的。但普查敦煌文献,这192种佛经敦煌文献中有全本的仅67种。其二,敦煌文献中所提到的三界寺的“故经处”极有可能就是今天的藏经洞,方广锠认为“故经处”是敦煌寺院“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据此可以推测,藏经洞文献的主体是道真搜罗的古坏经文,那些完整的佛典大都收藏在三界寺“经藏”(寺院存放佛经处)中;而留在藏经洞的只是一些复本、残片甚至是碎片,意在“修头补尾”,而且各类材料分类包裹,井然有序,为开展大规模修复工作提供了便利。

随后,张涌泉教授举出藏经洞文献“修补头尾”的一些实证。林世田等通过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的考察,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写卷有明显的古代修复痕迹。同样,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就进一步说明藏经洞确实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场所。


最后,张涌泉教授提出了藏经洞封闭原因的猜想。关于道真有明确时间的最晚一条记载是996年,这时他已届80高龄。无论道真死于996年或稍后,离敦煌文献纪年最晚一件写本的时间——1002年,也已经非常接近了。道真去世之后(也不排除道真生前,因其年事已高),他主持的三界寺佛经修复工作也最终画上了句点。于是三界寺的僧人们稍事处理,就把藏经洞临时封存了。另外,张涌泉教授还强调,虽然藏经洞保存的大多是“古坏经文”,但因其来源于“诸家函藏”,从而使其具有图书馆或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价值也就超越了三界寺和佛教本身,而有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


在互动环节,张涌泉教授耐心、细致地解答了现场师生的疑问。王贵元教授总结道,张涌泉教授对敦煌文献相关重要问题做了新颖而充实的论证,不论是在研究方法抑或在研究角度上都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为张涌泉教授的讲座画上圆满的句号。

文字:吴 笛

图片:路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