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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柯睿(Paul Kroll)教授“唐代文学研究新视角”系列研讨课顺利举行

发布时间: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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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CSAT)、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主办的“唐代文学研究新视角”系列研讨课于1月6日至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顺利进行。系列研讨课由美国唐代文学研究专家、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荣休教授柯睿(Paul Kroll)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曾祥波、邹颖、洪越、吴真、徐建委分别主持。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为系列讲座致开场词。

当我们说起“唐代文学”时,到底什么是唐代文学?这是个十分平常却又值得深思的问题。柯睿教授主要从事自汉末到唐代时期的中古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和宗教研究,对诗歌研究造诣尤深,尤其是有关李白和中古时代的道教研究,在海内外唐代文学研究、中古道教研究等领域备受瞩目。此次系列讲座旨在以一种启发性的角度,带领大家重温西方唐代文学研究之成果,并探索唐代文学研究之前沿。

在第一讲“什么是‘唐代文学’?”中,柯睿教授通过文学研究中“语境”(context) 的重要性带领大家重新思考“什么是唐代文学”。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具有形式之美的感性文字是否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文学”?英文的literature 是否等同于中文语境的“文学”?柯睿教授以“孔门四科”、萧统《文选》、《全唐文》、曹丕《典论·论文》为例,阐述了文学在不同语境的不同定义:在古代中国,“文学”既可以指某种体裁、写作风格、也可以是广义的政治写作、儒家经典。

接下来,柯睿教授审思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断代问题。唐代历史并非铁板一块,研究者应当注意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差异。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今被学术界所重用的许多唐代文学研究材料是由宋元明等后朝学者编订的,文本的流传、留存状态同样会影响文学研究。

最后,柯睿教授总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两条路径。其一是指研究某一文本、观念或事件的历史解读。这类研究关注文本的阐释史,而非史实对错。其二则试图通过文本研究重现历史现实。这类研究关注文本本身的含义,而非后人对经典的注释。这两类研究方式本身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它们交互贯穿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始终。同时,柯睿教授鼓励大家开拓视野,接触历史、宗教等其他领域的文献,为文学研究发掘新的角度。

 

在第二讲“历史语境与写本文化”中,柯睿教授首先向大家推荐了部分唐代文学编年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如陶敏等编纂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等,提出唐代文学研究不仅需要了解唐代文学,还需要了解并理解唐代官僚体系等诸多方面。历史常是纵向书写,而近二十年出版的中国研究资料则采用横向的视角,如《中国文学编年史》、《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黄山出版社出版的《唐五代文》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文编年史》等,对横向了解唐代文学颇有助益。总体而言,现代学术研究资料获取相对容易,柯睿教授略带感怀中回顾了自身从事学术研究五十余载的抄书经历,他强调,方式是外在的,重要的是兴趣。

随后,柯睿教授回到了第二种研究唐代文学的路径,这一路径实质是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理解。因此,柯睿教授带领大家简要回顾了唐代的历史。高祖618年建唐,但五年后才完全征服其他自立成王的诸侯;624太宗取代高祖,开创贞观之治,而高祖实则又活了9年;649为高宗在政,660年武则天掌权,事情新变;683年高宗崩殂,武则天令正宗即位,一年后为睿宗,690年唐代结束,武则天称帝,建立周朝——此时的人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只知道唐代结束了,因此笼统的把“武周”归入唐朝是不适当的,相反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时期;700年,正宗重新登基;705年,正宗被鸩杀,年幼的少帝登基,一个月后即被推翻;接下来是玄宗,其掌权日久,持续36年,其中以开元天宝最为关键——安史之乱之前,这就是百姓心中的“盛世”,并且是将一直持续的盛世,这其实和美国内战后的人们总是会想起之前的黄金时代并且表示怀念是同等心理,比如元结、杜甫。不过,正史所述虽为重要,为我们必须了解之所在,同时也需要从杂史之中寻找材料,加以补充,杂史很大程度上能给人以启发作用。而总体上,文学编年史就是为了看清文学作品产生于哪个时代并加以分析,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柯睿教授谈及了手抄本文化对唐代文学的塑造功能。中国9世纪出现印刷本,西方15世纪才出现,在9世纪之前,口头流传和手抄本传播是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任何唐代文学的传世文本,在理论上而言都曾被某个人手抄过,从此一维度而言,在古代能读书、能识字是一种幸运。而手抄的过程中因为抄写者的主客观原因,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版本;进入现代,某一个版本可能会被印刷上千次并流传在网络上,这是一种文学现象,但是不应该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与版本并存的是大量的文本异文,例如,清代蘅塘退士编纂的《唐诗三百首》所收李白《行路难》中“将登太行雪满山”即是“将登太行雪暗天”,从语言和语法上来说,因为编纂于清代,与唐时的官话平仄不同,但这只是其一。

总而言之,现代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唐代文本或者文学流传下来,现存的几乎都是被后朝塑造过的版本。但这有涉及到另一问:越早的版本越可靠吗?答案是“不一定”。除非我们明确知道某个版本的历史,如家族保存历史或者流传历史,这样确实却早越为可靠。不过这从现实研究来看,很难。相对而言,文本难易程度是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往往含义越难的文本越可靠(尤其是在非专业人士的抄写中),这出于一种心理:人们倾向于把难的词语换成简单的而非把简单的换成难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完全讲不通的情况,这就有可能是由于文字变化和替换造成的,如道可道非常/恒道、玄/元元皇帝或者元都皇帝之属。

最后,柯睿教授分享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三“不”准则:不要相信任何你读到的东西(尤其是从网络上)、不要相信任何你所想到的东西、不要害怕说出“我不知道”。同时,柯睿教授提醒大家要注意警惕过度解读,学者、学生的任务就是赋予文学作品以深远的含义,但事实上可能这些东西是作者某次醉酒的时候写下的,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前一个词在朋友圈子中有一些好笑的含义,比如唐代的文人圈子。

 

第三讲的核心是“赋”。在开始进入赋之前,柯睿教授先谈及了王维的几首诗歌。王维的诗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安静的,但其实其诗歌中也有着前人诗歌的影响,如《鹿柴》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句,梁刘孝绰《侍宴集贤堂应令》中即有“返景入池林,余光映泉石”之表述。

接着,柯睿教授谈及了自身对于王维诗中意象的理解与王维诗翻译的部分心得。例如,《鹿柴》“弹琴复长啸”中,“啸”属于自然,王维诗将自己置于自然的音乐之中,而“明月”是对“长啸”的回应;《辛夷坞》芙蓉花与木芙蓉是不同的,芙蓉在往常意义上是莲花,但在“木末芙蓉花”中显然不是;鸟和花的意象在王维诗中的使用,经常是笼统的鸟和花,与歌德有些诗的用法相同,而与谢灵运诗中具体的鸟、具体的花不同。

随后,进入对于唐代文学中“赋”的具体解读。“唐诗”(此处“诗”指诗体,而非一般术语)是一般意义上唐代文学的代表,这自然有其缘由,但唐诗的含义远不只是诗。赋与诗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其重要性胜于诗歌——大赋的鼎盛时期在汉代,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赋在唐代达到了巅峰。

柯睿教授以《全唐文》所收太宗《小山赋》及其嫔妃徐惠(即徐贤妃)的《奉和御制小山赋》、萧颖士《伐樱桃树赋》为典型案例,具体探讨了唐赋背后的文学原因、文化原因,同时探讨了赋的内容与技巧。将唐玄宗《小山赋》 与徐贤妃《奉和御制小山赋》进行对读,分析和赋的特点。

柯睿教授强调,研究者应该更多重视唐赋。一个原因是赋在唐代非常重要,不重视唐赋的唐代文学研究是有缺陷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深体会诗的特性和特殊魅力。我们心目中的初唐四杰以诗著名,但实际上他们的赋数量多而且有特色,像卢照邻的《穷鱼赋》,是唐代文学中最具动人力量的作品之一。

 

第四讲“赞与铭”研讨课程的开始还是继续上一节“赋”的问题,柯睿教授首先抛出一问——“在阅读赋的时候,大家觉得什么是最困难的?”赋的写作动用的是作者的全部资源,包括学识、阅历等等,从而对所赋之物进行全面而且细致的描摹,所以辞富膏腴,理解并不容易。而当面临如何翻译赋的时候,这一点是最棘手的。因为翻译不可能只是术语的译介,比如连绵词,并不是字面意思翻译即可,更多的是语境问题。这大概是阅读赋的时候最具挑战性的,所以理想的读者大概需要更加了解赋的传统。

接着,柯睿教授继续问道: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好的阅读又有何特性?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作者想表达的内容又很多,所以选择何种表达很重要。而判断的基本标准是词汇,即如何用合适的词汇来阐述主题,为什么赋使用了这样的语言,诗歌又使用了那样的语言。因此,当讨论文学时应当注意思考:为什么选择了这种表达。话题可以多种多样,贺拉斯所谓之“The best word in the best order”是关键。

除“诗”与“赋”这两种主要体裁外,唐诗还有许多其他体裁。“赞”便是其中当时很风行而现在又被严重忽视了的。以李白《益州太清观精思院天尊赞》为切入点,柯睿教授带领大家进入了唐代文学“赞”的领域。从韵脚到文本逐句细读,“赞”的魅力渐渐显漏。随后,从班孟坚《汉书》的“赞曰”,经范晔、曹植、支遁、郭璞、萧统、袁宏等人,再到刘彦和的《颂赞篇》,柯睿教授简短回顾了“赞”的发展历史,厘清了其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并进入到李白《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以及《地藏菩萨赞》文本的具体分析。前者涉及道教,这二者一为题画赞,一为佛教赞,三者体裁皆不同,而且在形式上四言、六言、七言都有,但实际上却都可以算是特定的诗体的范畴。

课程后半段进入铭的分析。《钦定全唐文》所载苏颋《太清观钟铭》是分析的第一个文本。钟铭共五句,每句入韵,亦可以是特定的诗体。白居易的《续座右铭》为接续崔子玉《座右铭》所作,皆为五言句式;《大唐故东京打弘道观三洞先生张尊师玄宫志铭》则为残缺,句式或为四言。其实,铭有其特定的功能,支遁确定了四言形式的赞,其他赞也有五言、七言,杂言等等。形式的不同都是为了表达目的的需要,每一种文体都可以自由组织语言形成其特定的格式。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铭”,其实这是唐代铭的“序”,这很有趣。

最后,柯睿教授总结到:赞也好,铭也罢,以四言或者五言的形式来限制,这是很无知的。而谈论“赞”和“铭”,其实都意在唤起那些被大家忽视的唐代文学的存在形式,而这些载唐诗其实都是很重要、很繁荣的。讲述这些的目的,在于打开大家阅读唐代文学的方式,扩展大家的视野,从而某种程度上进入“真正”的唐代文学研究。

 

第五讲的主题是序。当涉及到唐代文学中之“序”研究时,柯睿教授从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唐诗发展与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两部参考文献入手,将出土文献和诗人的区域性活动与唐代诗学联系起来。之后通过史馆、起居注、时政、日历、实录等,多方面解释了“国史”是如何形成的。又从“史”的角度,从安史之乱、韦述、刘知幾、欧阳修、宋祁直到《资治通鉴》与作《资治通鉴音注》的胡三省,梳理了从唐至宋的“作史”“注史”,都是一种文人的群体性活动。

在历史传统与历史语境的铺垫下,柯睿教授才转回经典的“序”——《兰亭集序》之研究。柯睿教授认为《兰亭集序》是为了正确阅读某一时刻(如特定集会)所作的诗歌提供背景资料。这其实说明“序”在唐前便已经出现,不过重要的是“序”这一文体在唐代焕发了新生,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受到欣赏,而非对正文内容的简单描述。序不仅是为正文而书写,也为各种社会场合所创作的作品而书写,成为作者自我展示的一种手段,或者起到送别礼物的作用。除文本材料外,柯睿教授还关注到了出土文献材料,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之弟卢照己的《墓志铭并序》。

在讲座的后半场,柯睿教授以三篇唐代的著名序文为考察对象,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所收《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秋于敬亭山送从姪耑游庐山序》,并通过对这三篇序文的梳理与解读,展示了“序”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在特殊的文人社交场合(如饮宴和送别)上的表现及其审美价值。

 

第六讲的主题是“选集与类书”。唐代《文选》受到超前重视,这与科举紧密相关。首先,柯睿教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唐代科举制,还原了当时士人如何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场景,尤其强调了士人为科举做的准备,如明经科的九经是他们必读的参考书。《文选》虽然不在考试题目中,但唐人的创作深受其影响,因为科举考试还有诗赋内容,当时的一些选集和类书变得很流行。

唐朝时期共编辑了一百多部文学选集,但大部分都在晚明失传了。随后柯睿教授主要为大家介绍了一些现存的唐代选集与类书,既有保存完整的选集《河岳英灵集》与《国秀集》,也有指导文学创作的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并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类书。

唐人选集与后世选集相比,柯睿教授强调到,今天的唐诗观其实是清人的传统的延续。清人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其中选的三十五首李白的诗,只有四首在《河岳英灵集》中。有趣的是《唐诗三百首》本来是为儿童启蒙的读物,却在后世广为流传,甚至塑造了当下的诗歌观。柯睿教授提醒大家注意唐人选唐诗的趣味所在,而非后人的唐诗观。

之后他为大家介绍了几本重要的唐代类书,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为例,展示唐代类书的编纂体例与分类名目。还有一种特殊的类书,就是《唐六典》。《唐六典》更似参考资料。通过细读《唐六典》关于秘书省的记载,同学们了解了秘书省官职的沿历变革,并与《通典》中对秘书省的记载对读,体会二者差异。

佛教和道教也有一些类书存世。柯睿教授选了《法苑珠林》的地狱部和《三洞珠囊》的《老子化胡经》,让同学们对佛道类书有了基本了解。他还提醒大家关注日本僧人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像如今大陆失传的王昌龄《诗格》就保存其中。

柯睿教授对选集的介绍旨在让大家对唐人选唐诗产生了兴趣,类书则让大家了解了当时编纂者如何编排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从而为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七讲主题为“宗教与文学”,柯睿教授针对唐代“三教论衡”的历史语境展开讲述,分别就唐代道教、佛教的传播与影响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与同学们共同阅读讨论了佛教文献《法苑珠林》、道教文献《三洞珠囊》,尤其关注到《老子化西胡品》的重要价值。在唐代,“三教”之一的儒教关注的是“人应当如何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佛教与道教的重心则在于“信念”。但柯睿教授强调,佛教与道教在唐代社会中并存,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在研究中,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是否相信”,而是佛教与道教如何共同构成历史语境并对身处历史语境的诗人产生影响,宗教元素存在于唐代的建筑、器具等生活的诸多细节之中,因此不可认为所有的宗教题材诗歌都是作者对相应宗教有所信念。

接下来柯睿教授分别就佛教与道教进行了讲述。佛教方面,柯睿教授首先对东汉以来重要的佛经翻译者如鸠摩罗什、道安、慧远及其译注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就《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佛教经书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做了详细讲解,引证颇丰,极具启示性。作为道教研究专家,柯睿教授以天师道、上清道、灵宝道为关注点,对道教的源流、发展、重要文献与其在唐代的影响与传播做了详细的讲解,对比了各流派的特征。柯睿教授还介绍了“西方道教之父”Henri Maspero的研究及其影响,拓展了研究视野。

最后,柯睿教授提出,唐代诗人并不认为佛教与道教是一种“幻想”,对他们而言,佛教与道教提供的知识都是真实的,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尤其关注诗歌中的宗教词汇与人的行为,这是进入唐代诗人精神世界的有效路径。

 

最后一讲的主题为“西方唐代文学研究历史回顾:优势与缺陷”。西方对唐代文学的学术性研究源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唐诗方面,柯睿教授主要介绍了一些西方重要学者在唐代文学领域所做的贡献,主要是他们研究所关注的唐代作品与作者、某些研究方法的得失以及未来的研究前景。

首先,柯睿教授回顾了西方汉学界唐代文学研究的历史。1862年,法国学者Jean-Marce Leon Lecoq发表了关于《唐诗三百首》的90页简介,阐释了唐诗的美学。这是第一部关于唐诗的译介,表现出了良好的评论水平,但在法国之外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以此为起点,西方汉学界关于唐代研究的序幕拉开了,持续至今已有150多年。

接下来,柯睿教授按照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三个时间段,分别介绍西方汉学界关于唐代这三个时期文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因长期以来,西方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始终以唐诗为重心,唐诗至今仍是研究最广泛的文学体裁,因此,柯睿教授的介绍也侧重于关于唐诗的研究。但与此同时,柯睿教授也从文体的角度,介绍了西方汉学界对传奇、散文等唐代其他文学体裁的研究。

在诗歌介绍时,柯睿教授在每个部分先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进行研究的成果进行介绍,随后以诗人为专题,依次列举并介绍关于这些诗人的研究成果。其中,西方汉学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关注对王维的研究,此外,围绕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探讨也很丰富。

课程最后,柯睿教授对文学院、文本中心、汉推所的邀请表示感谢,并对所有研讨课的参与者致以谢意。“唐代文学研究新视角”系列研讨课走向尾声。

本次系列讲座聚焦于“唐代文学”,以赋、赞、铭、选集、类书、宗教等不同侧面为切入,既有唐代文学的研究总揽,亦有分层之面面观,充分体现了一代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柯睿教授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与读到心得,总共吸引了我校文学院、哲学院、历史学院、外国语学院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天津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以及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国内外、校内外400余人/次参加。 

文字:米奥兰、孙维佳、王紫婷、谢久胜

葛涵瑞、刘文霞、向亚楠、章华哲

图片:曹学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