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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经典的相遇——“古代经典及其阐释传统”国际工作坊在人民大学成功举办

发布时间:20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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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古代经典及其阐释传统”国际工作坊,于6月18日-24日成功举行。

国际研修工作坊是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常设项目,每年举办两期(一般是在1月份和6月份),目的在于直面当代学术热点,挑战性地探寻新方法和提出新观点,并提供对中外古代文本体系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机会;以国际性和跨文化的视域,为相关领域的博士生、博士后、青年教师以及资深学者创造国际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可能。

工作坊采用东西方古典学对话与交流的形式:每次邀请四位全球顶级的导师参与,两位是中国古代研究(特别是唐以前研究)的专业学者,两位是西方古典学学者。参与导师都是中西古典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藉此实现各文明古典研究的深层次交流。

本次工作坊是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期,主题为“古代经典与其阐释文本”。参加工作坊的专家有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的Denis Feeney教授,意大利比萨高师和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系的Glenn W. Most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徐建委副教授。


6月19日上午,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向全体与会人员致辞,工作坊正式开幕。柯马丁教授做第一场学术报告。他主要探讨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共有的笺注传统,详述了文献如何汇编,并指出了现代学者处理这些材料时会遇到何种解释学困境。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以中国诗歌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文本《诗经》为例,详细分析了一些具体的文本案例,指出对于古代经典文本生产与意义而言,不仅原始作者非常重要,古代注释者和编纂者(包括孔子)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了秦汉学者的的前导性影响。事实上,中西方学者对于早期中国文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秦汉学者对早期经典的回顾性评论的基础上。秦汉时代,中国文学的政治伦理传统已经形成。通过对“textual repertoires(文献目录)”和“composite texts(复合文本)”两个概念的分析,柯马丁教授指出早期中国经典文本在传播中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会相互作用,那种认为早期中国存在稳定的书写系统的看法,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柯马丁教授还向大家展示了——古人如何依据特定时代、特殊情境、社会政治议题的需求,灵活地塑造、重新创作诗或歌。


工作坊第二日,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副教授以《毛诗》文本为例,追溯了早期中国文献的发展历程,讲述了后世笺注传统如何把它们塑造成今天的样子。他首先指出,中国早期经典往往依附于某个重要的(或关键性的)注释,而流传于后世。几乎每一部重要的早期经典,都有一个“决定性的”注本。公元前1世纪以后,一些早期经典的原文虽然在篇章的多寡、次序上还有变化,但基础的内容,是没有太多改变的,这与这些经典的注释、流传多在国家主导下进行有关。但是,这些经典文本的内部,也会有自我矛盾之处,这些自我矛盾之处,往往是文本形成过程的反映,因此,如果放弃传统的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我们能够从经典文本中发现许多更早期的文本,也能发现这些文本是如何被组合到现在所看到的经典文本中去的。许多古代的注释,原来都是与原文分开的,因此这些注释会标示一些原文中的字词甚至句子。今天的读本有原文、有注释,有的是在注释时就合在一起了,有的则是在更晚的时候,由抄书或刻书的人合在一起的。因此,许多经典虽然只有一个源头的文本,如郑玄注的《诗》、杜预注的《左传》、郭象注的《庄子》、杨倞注的《荀子》。但是,我们通过对那些古代注释的分析,会发现另一个经典的文本。如果那些注释还继承了更早年代的古老文献或口头解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些注释中发现好几个经典的文本。他称这种方法为:文献考古。即将中国早期经典及其注释看做一个遗址,我们可以细心地发掘其中埋藏的不同时代的文献遗存,并有可能发现他们是如何被埋入其中的。最后,徐建委副教授还和青年学者们交流了刘向校书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工作坊第三日,来自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的Glenn W. Most教授讲授了希腊文化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副文本、校勘本、词源学。他花了很长时间讲解荷马史诗早期从口述到书写文本的历史,以及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如何必要将其经典文本与特定的作者联系起来(这是和古代中国截然不同的想法)。Most教授介绍了什么是副文本(围绕着核心原本的标题、作者姓名、注疏等),然后他还区分了“系统的”和“散见的”副文本:散见的评注可以写到经典文本的边白处,系统性的笺注则无法和经典文本同时出现在纸莎草卷上。由此Most教授认为,古希腊阅读这些带有注疏的经典至少需要两人以上,他们不会静默地读书,而是通力合作且大声诵读。这恰好与中国古代经传分离的情况不谋而合,而中国中古时期的誊抄人,有时候则把经典与副文本写在一起(例如敦煌的抄本),这导致了经传的混淆。本次讲座的最后, Most教授探讨了古希腊经典中特有的解释方法——象寓(allegoresis),比如在荷马史诗中,某些文段就被“译解”出相当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番洞见又一次能与古代中国相似手法进行卓有成效的比较。


6月22日,普林斯顿大学的Denis Feeney教授压轴开讲,他介绍了古罗马经典及其评注,还点明了古希腊阐释传统对于拉丁文学形成的重要性。正如Feeney教授所言,希腊文明之后,西方古代唯有古罗马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公元前240年首部译自希腊文的拉丁文献诞生是它的起始点。自此以后,罗马文学和罗马评注总是模仿希腊的样式。更晚近的时代(中世纪),人们认为罗马文学继承了古希腊文学的衣钵,因为后者衰败而前者兴盛。最有意思的是,罗马文学的兴起与希腊或中国文学的崛起迥然不同:它没有得到皇族(比如中国)或国王(比如希腊,有着亚历山大里亚皇家图书馆)的支持,而完全是靠古罗马诸多贵族豢养的个体文人支撑起来。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才气非凡的文人原先皆非罗马公民,他们是通晓多种语言的外邦人,他们在寄养贵族的门下做奴隶、仆人或教师。在罗马文学依靠这种方式兴旺起来之前,古代西方从未有过其他文明翻译文学;事实上,Feeney教授认为罗马共和国之前“文学就根本没被翻译过来”。因此古代地中海或近东地区文学作品在被译成拉丁文之前,根本就没有人去译它们。最后,Feeney教授邀请各位与会博士生共同研读公元4世纪塞尔维乌斯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评注,他详细地指出了古罗马文献学术的各要素。


结束了上述四天讲座,接下去的一整天,工作坊要求每位青年学者根据本周所习得的东西展示自己的研究课题。因此青年学者们被分四组讨论,每组都有一位教授“督战”,他们不仅要聆听教授们的点评与建议,也要听取同行的想法。6月24日,周六,最后一场全体研讨会,四位教授重述了一周以来重要的研究课题,感谢了人民大学悉心的会晤组织工作,并赞扬了各位与会学者热诚的投入,第一期工作坊至此圆满结束。


第二期全球博士生工作坊,仍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举办,时间定在2018年1月8日-13日,主题是“抄本和诸文本形态”,届时将会有研究古代中国、中古中国、古代晚期埃及和中世纪拉丁文传统的导师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