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会议综述】第五场

发布时间:2017/4/26
标签:


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第五场会议于4月23日上午10:45开始。本场会议由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教授主持,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李孟涛(Matthias L.Richter)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李孟涛教授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早期中国的非线性文本》(Non-Linear Texts in Early China)。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可以视为线性文本,也就是说从文本开始到结束,一连串的句子都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产生作用。有一些早期中国文本会把一些特定的外部文本引入进来,作为一种解说或参考,增加大家的理解,我们目前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如加入谚语、歇后语。因为早期中国文本的非线性特点,我们就必须区分文本的层次、结构。李孟涛教授提出了“经”、“说”两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结构,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下》提到“七术”,其后会紧接着举例解释每一术的含义。司马谈《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特点的论述也有这种结构特点。


李孟涛教授以《国语·越语下》为例,具体阐述了他的非线性文本观点。《国语·越语下》记载了越王勾践和范蠡的一段对话,勾践欲伐吴,范蠡给出了三条原则,“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勾践又继续追问,范蠡回答:“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勾践想要范蠡具体解释一下这三点,但范蠡只解释了第一条原则。从勾践与范蠡对话的这段文本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在进行着一种很不平衡的对话,问者与回答者并不在线性中。读者能从中发现,这个文本有不同的结构,有一些文本是被放置进去。文本的最初层次是在叙述越国这段史事,但为了具备教育功能,有一些文本被插置进来,就像“经·说”体一样。这可以和我们现在网络的超链接做一个比较,我们在用网络的时候,知道这儿有一个东西我没点,我们可以后面回来再读,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是以线性的方式去阅读的。


徐建委教授发表的论文题目是《作为方法论的“刘向校书”》。他指出,刘向校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刘向校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其子刘歆在哀帝建平年间卒成其业。他校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整理西汉所有的藏书,皇宫里没有收藏的图书,或者皇宫里收藏了,但是很完整的图书,他并不需要整理。他需要整理的只是皇宫里头有两三个版本,或者是已经散乱的图籍,这点非常重要。刘向此次校书有众多助手参与,已知者有17人,如刘歆、任宏、尹咸、班斿等人。所校图书来源有四种:一是中央秘府藏书,二是太常、太史等官府藏书,三是大臣藏书,四是民间书。徐建委教授指出,刘向每校一书都会写一篇书录,向汉成帝汇报。徐教授以《晏子书录》为例,指出书录的内容包括:这本书是如何整理的,有哪些问题,修改了哪些部分,整理后的书应该叫什么名字,第一篇是什么,第二篇是什么,如何排序等。


徐建委教授以“古书文本的革命”这一概念来形容刘向等人的这次校书,即除少数秘府无藏的书籍外,周秦古籍大多经历了由开放性文本向闭合性文本的变迁,这一变迁表现为三种特征:其一,规模相对成熟的古书,如《诗》、《易》、《老子》、《论语》等,在西汉有多个传本,经刘向、刘歆父子校录、缮写,传本因此而单一,他本逐渐消失。其二,内容、篇章大体成型,但尚未成为一部相对完整著作的一类古书,西汉时代之前流传于世的,是一些相对成熟的篇或篇组,且各本特定某篇中,章数、章次、内容等互有异同。刘向校书时,这些以“孙卿子书”、“管子书”、“晏子书”等为名的篇或篇组,被汇总统一,去除重复,勘校成编,成为《孙卿子新书》、《管子新书》、《晏子新书》等卷帙、篇次、章次定型的书籍。其三,一些单独流传的章或章组,虽具备单章或数章为一篇的形式,各章内容上亦大体相近,有的也有篇或章的题名,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四篇古佚书,但这些材料却不像“孙卿子书”、“管子书”,没有一种共识的类名,即它们不是一部或几部书籍,而是一种无固定归属的材料类文献。刘向父子将这些材料以类相从,重编为一种全新的书籍,如《战国策》、《新序》、《说苑》等,其篇次、章次等也为新定。


徐建委教授在报告中还提出了“章”(Segment)为早期中国文本最小单元的观点,并以《晏子书录》、《老子》等书为例解释他的观点。由刘向校书,徐教授认为《汉书·艺文志》的两点特征应值得强调:其一,《汉书·艺文志》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其二,《汉书·艺文志》更近于一部“类目”,而非“书目”,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但却可以反映当时文献的主体类型。最后徐建委教授以一个形象的比喻结束他的报告,“如果把早期文本的流传想象成一条河流,那么刘向所主导的这次图书整理,就是这条河流上的一座最大的水坝。现今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很多是站在水坝下面来思考问题,而没有意识到或者低估了水坝的存在,若将‘刘向校书’作为基础的方法论,重视并明晰《汉志》的性质,并有效的利用之,会在周秦汉学术、文学研究领域,促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


 


整理者:余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