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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述】第一场

发布时间:2017/4/25
标签: 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 会议综述


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第一场会议,在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后举行,来自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马克·S·史密斯(Mark S. Smith)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杨慧林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史密斯教授在其论文《古代文本阐释中的范围和回溯阅读》(Scope and Retrospective Reading in Interpreting Ancient Texts)中认为,理解古代文本,需要了解其文化信息,即该文本在作品中的直接背景以及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在文本的阐释中,“范围Scope”和“回溯阅读Retrospective Reading”是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

“范围”,即作者的视野,对于文本而言,指的是文本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所使用的全部文化信息。其后的阐释者无论是否与作者处在同一时代,所拥有的的文化信息往往都是不同的。一方面,为了了解文本的“范围”,阐释者需要进行“回溯阅读”,不仅是对作品本身前期文本的回溯,还有对其他相关文本的回溯,从更多层面上理解文本,从而进行更加全面完整的阐释。另一方面,就本质而言,文本作者的创作本身就是对其“范围”的一个回溯性过程。

史密斯教授指出,过去20年里,现代学者对“当代主体性”的关注远胜于对古代文本作者视野的关注,这也影响了对文本初创时刻的本质理解。然而也正是接受史指出了回溯性阅读的实质,展开了文本创作者本身会使用回溯过程的系列问题。

史密斯教授以《圣经·创世记》中第3-6章为例。《创世记》第3章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记载一向被解读为人类的堕落,成为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基石。从阐释角度来看,第3章的文本本身是没有道德性语言的,“堕落”与“邪恶”是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主体性解读。不同视角的群体会从不同视野看待文本,不仅是阐释者,《圣经》后来篇章的视野与《创世纪》第3章作者的视野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文本的理解阐释过程中需要进行“回溯阅读”。从创作角度来看,近东传统中存在着洪水毁灭人类的神话,《创世记》3-6章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创世模板,可以说作者本人在创作文本时也使用了“回溯阅读”。

因此“回溯阅读”不仅存在于阐释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里。


      杨慧林教授发表论文《利玛窦与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关于“知”与“行”的追问》(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from Stoicism to Christianized Confucians: an “Intra- and Inter-lingual” Reading of Epictetus)。福柯《主体的诠释学》一书中不断提及爱比克泰德的论说,并通过“看护自己”(care of oneself)和“认识自己”(know yourself的关系,描述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和现代人道德主体的生成。

杨慧林教授指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实则是译述了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手册》,在福柯解读爱比克泰德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二十五言》便不只是在中国传教的捷径,其中还包含更深层的东西方对话资源。

爱比克泰德、福柯、利玛窦都涉及到了“知”(Principle)“行”(Application)的关系。其中,福柯认为“认识自己”最终要落到“看护自己”,即“知”最终要落实到“行”,故古希腊哲学向后来基督教观念的过渡不仅是自我修炼的道德实践,还预示了“主体的现代模式”的生成。

利玛窦将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手册》中的内容选取、译述,形成《二十五言》,一方面尽可能遵从中国人的理解习惯,另一方面也把基督教的观念始终贯穿于道德训诫,借助爱比克泰德勾连起中西之间的教化传统。西方传教士大多认为《二十五言》只在乎于向中国传教,没有什么根据来源。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二十五言》宣讲的是儒家道理,比如王汝纯认为“上帝之道就在伦常物泽之中,与我们儒家信仰是一样的”,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所关联。儒家学者普遍接受从“体用一源”的意义上讨论“知行”关系,“知”微而“行”显,“知”“行”合一:由微而显,不仅认知,更应实践,从中启发出一种道德模式的生成,也是福柯所指出的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由显而微,通过伦常物泽来理解不可言说的“体”,不是道德模式的建立,而是通过“行”重构一种新的理解结构。可以说利玛窦对爱比克泰德的译述,也是和中国自身的“知行”学说互相阐发的,中国哲学给利玛窦留下了的思想痕迹体现了文化交流当中的行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