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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十年锁忆

发布时间:2015/12/31
标签: 吴秋滨

(本文作者吴秋滨,1960年至197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工作,此文写于2004年。)

1960年8月,我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当年9月至1970年12月,在人大语文系工作。报到后,到系里与有关领导见面,在座的有系正、副主任何洛、赵侃,文学史教研室正、副主任汪金丁、冯其庸等人,大家都以同志相称,平时也不呼叫职务和官衔。对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校长,大家都尊称他为吴老。师生之间言谈涉及他老人家时,挂在嘴上的也是“吴老”、“吴老”而不是“吴校长”。所有这些,使我顿感老区学校到底与众不同,一股清新、平等的气息沁人心脾,使人感到轻松愉快而没有压力。人大十年,后期虽经受“文革”的折腾,损失惨重,但人大不平静的十年,还是让我深深怀念的。

人大在教学上的“以老带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除了参加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历代文选》接受锻炼之外,因刚毕业,教学上是个新手,教研室就指定资深教师刘忆萱对我“一帮一”,教研室领导冯其庸在百忙中还对我的备课教案、讲稿认真进行审阅并提出中肯意见。第一次给新闻系学生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时,教研室芦荻等几位同志还到场听课,并事后给予鼓励。此后,冯其庸同志应邀给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上课时,我都跟着去旁听学习 ,除学习其所讲授的内容之外,还学习其讲授的技术与方法。所有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记得人大教学上的“以老带新”,1963年《光明日报》第一版上还做过报道。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4年下半年到翌年上半年,人人师生都到山西定襄县和陕西长安县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即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语文系师生分到长安县,跟当地干部结合,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开展”四清“工作。作为工作队员,领导上强调要自觉进行世界观改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家的必读书目之一。在这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深知关中农民的艰苦,更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关中农民尚且如此,其他更艰苦的地方,更是可想而知。大家对水、电、粮食等都十分爱惜,决不铺张浪费,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我想这也是人大的优良传统之一。后来,校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一再强调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反对个别“长明灯、长流水”的现象,并在大会上提出批评。如此等等,都使得优良传统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为了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学校1965年秋季开始试点,把部分课堂搬到农村去。语文系65级师生,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开门办学,上课并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当年冬天,郭影秋校长冒雪下乡看望师生并参加踩雪保墒,翌年春末,吴玉章校长下乡看望师生的情景,都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郭影秋主持人大工作几年,人大各方面的工作大有起色,在社会上的声誉日益提高。所以“文革”初期人大“保郭”的声浪甚高,并发生过苏家坨数百农民进城“保郭”的事情(因他曾主持过苏家坨的农村“社教”工作,给当地的干部和群众留下极好的印象)。此事,曾惊动了当时的中央,毛泽东同志就此作过指示。

记得1966年8月,人大大操场曾开过一次万人的辩论大会,为郭影秋的是非功过进行大辩论。北京的许多新闻媒体也去人参加了。郭当时已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但他在人大的职务并未免去。吴德主持会议,邓小平、陶铸到场听辩论并最后讲了话。邓、陶二人的讲话给我的印象是:陶倾向于支持揭批,邓虽也支持,但讲话比较客观公允。他说:郭影秋同志的历史,中央清楚。他在人大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并强调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但是,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都成了问题,郭又怎么挡得了历史潮流所趋?所以,最后只落得个被管制、搞卫生,后来又因患皮肤癌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过早谢世的下场。这是深可惋惜的。

我在人大语文系期间,与63、64、65级的学生接触较多。66年初,对他们的习惯称呼是文三、文二、文一。同学们口头上也都是这么说的:文三某某、文二某某、文一某某。我和文一接触最多,前后一起滚打摸爬了共五年之久。虽然由于“文革”分派,未能普遍有较亲密的接触,但与整个年级却建立了较为深厚的感情。1970年,工、军宣队主持工作,同学们毕业离校时,都先到农村或部队农场锻炼,没有直接分配到工作单位。对他们的今后命运,我总是悬在心上。当一车车送他们离校去火车站时,我总觉得有点依依不舍,尽可能争取在车站为他们送行,并默默祝愿他们能够顺心如意。可喜的是,他们都干得不错。如今地县级干部和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还当上了中央副部级干部,如文一的朱维群。有的当了部队的少将,如文一的刘世恩。从事学术与教育的,也不乏佼佼者,如文二的温儒敏,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文系系主任。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毕业后绝大多数没见过面,也缺少联系,但知道他们都挺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母校争光,也就感到莫大的安慰了。

1970年12月,我到北大工作。1977年3月因两地关系,我调到厦门大学工作,离京前,进城向师友告别。何洛同志送我当年1月19日亲笔书写的《冬日重访北海咏怀》一首,诗云:“绮阁尘封丹户扃,寂寞花柳对空庭。雨打寒窗淌珠泪,风吹铁马动哀吟。景山闭门谢游侣,北海无人敢问津。底事天愁又地惨?妖雾起处难放晴。今朝欢庆乌云散,携友重访琼岛阴。梅雪含情张玉臂,湖水铺路盼客临。江山多娇增豪兴,更欣美景逢良辰。待到群芳吐艳日,与君再赏满园春。”多才多艺的冯其庸同志热情地留我在家吃了一顿饭,并作两幅画送我。一幅是荷花,上面的题词是:“与秋滨同志共事十载,今将别去,不胜依依,画此为赠”。另一幅是梅花,上面的题词是:“折得红梅一枝,为秋滨同志送别”。两幅画署名之后所写的日期均为1977年春。倏忽之间,已过去27个年头。何洛、赵侃、汪金丁“等人已作古,冯其庸同志已80高龄,如今想起,还引起我深深地怀念。这些,也算是我在人大十年结下的一段情缘。师友之情,确实令人难以忘怀啊,哪怕是阴阳两隔还是处在天南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