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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野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题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发布时间:2015/12/16
标签: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孙郁 张洁宇

2015年12月13日下午,“《野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讨会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我院孙郁院长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参与了讨论。本次研讨会从我院张洁宇教授2013年出版的专著《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出发,围绕《野草》研究的历史脉络及当下的研究情况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认为,在鲁迅研究中,《野草》的存在不仅是原点式的,也是焦点式的,研究者对《野草》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对鲁迅的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里,《野草》中的鲁迅形象是最基本的价值原点,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前辈学者或从作品进入理解鲁迅,或借鲁迅思想建构自己的鲁迅形象,而这背后都体现了“文”、“史”、“哲”三个方面的交叉结合。在此基础上,孙玉石先生将文本细读与历史事件梳理相结合,而张洁宇的研究也承续了这一方法。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指出,《独醒者与他的灯》的学术风格及审美喜好显然受到孙玉石先生的影响。这本书注重对当时写作情况的钩沉,特别是将周氏兄弟同时期的文学活动,例如翻译、日记等周边文本及《语丝》等刊物勾连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新锐的鲁迅研究者多以20年代的鲁迅为核心,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时期鲁迅形象的反拨。孙玉石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代表了《野草》研究的两种方法:前者重在对文本本意及鲁迅思想的探求,后者则有意重新发掘文本的可能性。具体到文本考察方面,前者以《野草》的完整性、封闭性为前提,严格遵循《野草》自身的文本结构,以时间为线索呈现鲁迅的思想变化;后者则将之处理为一个文本群,不看重具体篇章顺序,而是从中抽取某种整体性构造。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这也显现出《野草》研究的难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回忆说,孙玉石先生的研究当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了12期,影响深远。“有些东西是很难超越的,但我们可以推进”。《野草》研究涉及历史、个人、文本等多重因素的缠绕,而研究者作为个体,对于希望、绝望都有体会。因此,刘勇教授认为,推进鲁迅精神价值的研究也是目前《野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从“经典文本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出发,认为张洁宇的专著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野草》的阐释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他同意张洁宇对于《野草》“紧闭与敞开共存”的判断,认为只有把两种感受兼容到自己的研究中才能达到准确的范式。此外,他也赞同张洁宇学术研究风格上“非确定判断”的特点,认为这是经典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既是对经典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尊重,也开放了与已有的研究对话的可能。而对于本书的“细读法”,他特别说明,细读的第一点是形式层面的诗学积淀,即对于“怎么写”的凝视;第二点,它又能穿透形式概括出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分量,换言之,表面看野草是封闭的,连续性不强,但张洁宇的研究恰好穿过破碎的形式,使得形式有了指向作者思想的整体性。第三点即对作家主体的再审视,譬如“自画像”的概括及对两棵枣树的解读,这也是对《野草》研究的推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怡教授重点分析了张洁宇与孙玉石对于《野草》研究的差异。他认为,在张洁宇的专著中,孙玉石对鲁迅某一阶段思想的宏阔概述被转化为更细致具体的、更情绪化的内容追踪,并且在探讨历史时,也不限于抽象的社会历史背景概括,而是更细微地呈现鲁迅写作的情境,特别是运用日记等材料相互佐证鲁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此外,文学与历史的紧密结合是近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变化,但这样的结合研究也隐含某些问题,“到底是研究历史还是文学”?对此,张洁宇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虽然她强化了历史视野,但最终又落回对《野草》的细读当中,呈现出文学的、心灵的感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开发教授从传记批评、影响研究等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独醒者与他的灯》的细读进行了补充。一方面,传记批评或索引式批评有时会带来误区,要谨慎处理现实事件与写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影响研究,除了对于《野草》写作有比较直接关联的厨川白村外,尼采的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


高远东教授补充说,事实上尼采对鲁迅不只有精神气质、象征方式的影响,很可能还有文体风格的启发。孙郁教授也补充到,研究者也应关注文学之外与《野草》有关的艺术实践,例如王西麟的音乐,赵延年的版画等。

最后,张洁宇教授总结说,研究方法的推进其实也要感谢材料整理工作的进展,比如王世家、止庵两位先生编选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出版为她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张洁宇教授也非常感谢诸位学者的批评,她说“每一代人其实都希望借研究鲁迅来思考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而《独醒者与他的灯》也仍然只是她鲁迅研究的入场券。

/2015硕薛凡佳图/2015硕刘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