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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章安祺:一生治学 从未懈怠

发布时间:2015/11/26
标签: 章安祺

         章安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逾古稀的章安祺老师声如洪钟,走起路来十分稳健,他笑着说:“在人大校园里走路,我总是能超过前面的学生。”对于记者的问题,他的回答很朴实,态度非常严谨,为了保证准确,他还会翻阅资料查证。

“勤奋,认真,刻苦”

提起做学问应该具备的品质,章安祺老师说出了这三个词。他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当时在英语快班的他,有可能被分到个不错的工作单位。但是,出于年轻时要多学习的想法,章安祺老师选择了继续深造。而至于为什么选择西方文艺理论,章安祺老师认为:“从事任何专业都要学好外语,但是有了外语还应该有专业,以外语为工具。”在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时候,教文艺理论课的是系主任李霁野先生(翻译家),他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人大语文系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专业的研究生,章安祺老师就报了名。不过,他也犹豫过,从外文系到外国文艺理论史专业,专业基础薄弱,基本要靠自学;考试科目最多,三天共考六门,除了政治、语文、外语之外,专业考试还有文艺理论、外国文学、专业外语;除此之外,招收名额很少,人大自1963年改招导师制研究生,每年只招2人。对于往事,章老师记忆仍然很清晰:“1963年政治经济系两个人,1964年中文系两个人,1965年工业经济系两个人,所以文革初徐志清老师召集我们研究生开会的时候总共只有6个人”。面对如此艰难的条件,靠着自己的努力,章老师成功考上外国文艺理论史专业的研究生:“我总觉得考试是公平的,肯下功夫就有可能成功。”

师从缪朗山先生,章安祺老师谈起缪先生有很多话说。缪朗山先生1961年调来文学院,为研究班和进修班开设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课堂,当时学科尚在初创阶段,资料译介刚刚开始,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缪先生边给学生翻译文献,边为上课赶写讲稿,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提起缪先生,章安祺老师说:“缪先生终身勤奋,他不避严寒酷暑,不遑过节度假,文稿末尾经常写有某年‘国庆脱稿’或某年‘春节译毕’的字样,即使遭遇人祸(如文革)天灾(如地震),政治迫害临头或生活境况艰辛,他也从容应对,泰然处之,从不间断学术研究。”同时,章老师敬佩缪先生的治学严谨,缪先生坚持立足第一手材料,著述所需文献大都根据原文亲自翻译,这些译自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资料,不少篇目至今仍属唯一的汉译本。对于缪朗山先生对章老师的影响,章老师说:“缪朗山先生注重钻研原著,惯于独立思考,也关心学术动态,却从不随波逐流,这些都很让人敬佩,难以忘怀。” 章老师曾说:“做学问的人没有双休日。”对于学问,在导师缪朗山先生的影响下,他一直抱着孜孜孜以求的态度,从未懈怠。

东学西学,道亦攸同

章安祺老生曾经去过南斯拉夫、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地做过学术交流,提起这些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1979年-1981年,章安祺老师第一次出国,是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的社会科学留学人员。那时,“搞社会科学的,只能去社会主义国家”,而当时只有南斯拉夫一个国家合格。对于这次学术进修,章安祺老师记忆十分清晰:“当时教育部派专人管理,党政组织也很健全。那次教育部给人大的名额最多(8个),是北大的4倍。”

1988年,章安祺老师去联邦德国不伦瑞克,是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磋商会。对于这次出行,章安祺老师印象深刻。不伦瑞克城内设有莱辛故居,广场上有莱辛塑像。“德国非常珍惜文化传统。”章安祺老师说。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了伯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和纪念馆,对于德国敢于正视历史,章安祺老师表示敬佩。

1991年-1992年,章安祺老师在美国陶森州立大学任教,到过7次华盛顿和其他5个城市,主要是去参观国家美术馆、国会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大教堂等标志性建筑。“留学生们对我很好。”身在异乡,章老师对于同胞的帮助至今仍十分感激。在巴尔的摩,章老师还见到了一位我系在校时很优秀的硕士生,“但他在美国事业上的发展并不理想,国人在国外发展总会遇到很多困难。”

1996年,应那不勒斯东方大学邀请,章安祺老师赴意大利做学术考察,去了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意大利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那些城市都有两三个博物馆和美术馆,珍贵藏品异常丰富;城市建筑外观尽量维持原貌,非常注重文物保护。”对于意大利的美术馆和建筑,章安祺老师如痴如醉:“我那一个多月白天基本上是在展览馆和大街上度过的,最值得回忆的还是那些历史文物和艺术作品。搞艺术史的不可不去。”

多年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又去各地参观学术交流,章安祺先生认为“科学无国界”,改革开放以后,“国学热”和“西学热”都曾有过,章老师认为:“西学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可借鉴,积累的学术成果和相关资料都可参考。”

“人大文学院是我的‘家’”

1964年以来,除“文化革命”那“十年动乱”外,章安祺老师一直生活在人大中文系。在人大中文系学习和工作,而且从1984年初至2003年末近20年中,除出国一年外,还兼行政工作。即使在动乱年代,章老师也有机会就回来看看,是赵澧老师和黄晋凯老师等家的“常客”:“即使退休之后,学院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也很关心,很照顾。我觉得文学院是我事业和生活的根基所在。”

教学多年,章安祺老师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提起这些学生,章安祺老师如数家珍。对于学生,他有他的要求:“我希望学生专心致志,认真刻苦。认真钻研经典原著,认真读,认真想,认真写。”不过章老师最看重的,还是人品,正直诚信,清明善良,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再者是治学,勤奋严谨,刻苦自强,有上进心和事业心。“在我看来,人大文学院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谈到文学院的老师,自己的同事,章安祺老师提到了丁浦老师:“他为中文系的建立和发展尽心竭力,奔波了一辈子:从引进人才组建教师队伍,到为学生们联系工作单位,还邀请知名学者为研究班和进修班组织学术讲座,等等。直到他弥留之际,我和杨慧林老师去探视时,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系的学科建设,嘱咐我们认真搞好教学科研。真是一心为了系的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再有,章安祺老师提到了1993年以来领导班子和老师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许多事我难以忘怀:1994年申报国家文科基地,当时杨慧林老师正生病发烧,带着药去评审会做会务;1998年家中老人病危,他从医院赶回来听“老教师”的批评,说他研究基督教文化是“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翻案”。还有,章老师也提到了领导班子中的李林、叶君远、贺阳、程光炜等老师,章老师说:“他们既对系的工作非常投入,也对教学科研毫不放松,都是严于律己而且标准很高的人。长期以来,太辛苦他们了,太牵累他们了。”

章安祺老师长期关注学院发展,对于全系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功,他记忆犹新:1993年,我系“文艺学”学科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我系博士点“零的突破”;2001年还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我系入选“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1年也被评为“优秀基地”。2003年,“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与此同时,章安祺老师所从事的“西方文艺理论史”学科,由于教学团队努力,也取得了很大发展:1996年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2005年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他说:“目前,杨慧林老师牵头的这个学科,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我很高兴。”

在访谈中,章安祺老师说别人多,说自己少,透过章安祺老师描述的他人,可以看到章老师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学者,他说话严谨客观,对于年代久远的事情仍然记忆清晰。作为一个人大文学院人,他饱含感情,和陈传才老师最先到达院庆活动现场。正值文学院55周年院庆之际,章安祺老师对文学院有两点希冀:“一是希望我们学院“发展”。学科建设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希望我们学院“团结”。人文学科的学者最富于人文情怀,大家要齐心协力共同营造一个有益于工作和生活的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