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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无论做菜还是做学问,材料都是最重要的

发布时间:20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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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1976年出生,山东东营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文本与学术,魏晋南北朝史学、文学与艺术,著有《<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等。

 

那是一个云压得很低的下午,微风携着厚重的水气,能把汗毛吹贴在皮肤上。而在和老师的交流当中,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种如沐春风的和煦里,倒并不是因为室内冷气开得足。

现在想来,每当说起徐建委老师,文学院半数的姑娘眼睛都亮了,另半数已经开始详细地道起男神充满魅力的课堂瞬间,四周空气里都飘浮着眩光一般,被晃得有些晕的男生们只好默不开口,重重地点着头,眼神明亮地“嗯!”着。

然而“男神”毕竟是一个太过虚无缥缈的词。徐老师的个人魅力与教学魅力,大多也仅是我们今日眼前之所见。经历与经验,是时光的馈赠,在一次次的选择与被选择中,沉淀了心性,坚定了信念,柔和了目光。

从最初的画家梦想说起

中学的时候,徐老师已经开始学习国画,这个爱好一直持续至今。始终作为中文系一员的徐老师说,他最初是想要成为一个画家的。

徐老师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热衷于国画的徐老师,在大学期间对美学也十分地爱好。大一时就翻遍了图书馆里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艺术类杂志,包括美学类杂志,以及一些普通的社科刊物。彼时他对文艺理论怀有一种纯粹的兴趣。

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徐老师在山东大学几位老先生的建议下决定考研,随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的刘跃进先生门下。徐老师坦率地表示,当初选择社科院是因为社科院考的科目最少,就他而言,需要看的只有英语和政治,专业课尤其是文艺理论则完全不用复习。此后便开始了学术生涯。

当时身为曹道衡先生弟子的刘跃进先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同时对汉代也颇有兴趣。徐老师读研期间,方向定在汉代,研究的却不是文学,而是画像石,硕士论文便做了西汉、东汉画像石的研究。因而徐老师笑称自己“一开始就是个跨学科的人”。

“刘跃进老师是一个视野特别开阔的人。他提倡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一直希望学科边界可以宽泛一点,希望可以从画像石来看汉代文学。不过我写到最后,”徐老师有些无奈地笑了笑,“硕士论文里面已经一点文学方面的东西都没有了,最后做出来的可能更多会与社会史、文化史相关,与文学史的关系便非常小了。”

而在研究画像石的过程当中,因为画像石自然会涉及到一些故事,所以徐老师当时特别关注了一些书如《韩诗外传》、《说苑》,再往后的博士论文也便随之做了《说苑》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延续性在内。

同时,徐老师对文献材料的重视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文献是基础,材料是关键

“最重要的基础是在硕士阶段打下的,在于非常偶然地发现了文本之间的空间。”徐老师认真地说,不同文献对同一事物记载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在分析这些差异的时候,会发现许多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契机是刘跃进先生的一门秦汉文学导论课程。刘老师极其重视文献,布置作业的时候就强调一定要仔细阅读文献,于是当时研一的徐老师把《史记》和《汉书》一页一页地对照着读了一遍。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两书有数千个注是一样的,遂意识到二者间或许有关系。随后便把《史记》《汉书》当中每一条注都找出来作比对,整整一个暑假,一页一页,一条一条。那是2001年的夏天,没有电脑,更没有电子检索,而徐老师找了四、五千条。

在这四、五千条注里,徐老师发现二者依照了共同的文献,通过查目录找到了这部书,是现今已佚的东晋蔡谟《汉书注》。而后写成论文并发表。

“研究过程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再厉害的学者,做一个新研究的时候,也一样是在逐渐学习。”徐老师说,那篇论文他并不满意,之后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与重写,“但那是我最重要的基础。”

这种扎扎实实做学术的方法,如今徐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尽可能地想要教给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这样。但这要下苦功夫,而且要有运气,能碰到这样有趣的东西。”

徐老师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袁行霈先生。博士论文《<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通过《说苑》与《汉书艺文志》、《春秋》三传、《春秋繁露》、战国至西汉《诗》学、诸侯列国故事的文献比较,论证了《说苑》一书作为战国秦汉间文献累积的价值和学术史意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徐老师原初的博士计划是继续做两汉方面研究。之前研究画石,大量涉及到《说苑》、《韩诗外传》方面的内容,并且当时徐老师隐约觉得刘向比较重要,所以博士论文想要做关于刘向的研究。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涉及诸多方面,只有四年的时间,不容易做好。于是徐老师选择缩小范围,比之《新序》、《列女传》之单一,最后选择做《说苑》。这些都是在博士入学后两个月之内就决定下来的。

选择了刘向,选择了《说苑》,徐老师却在开始研究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先秦的书,《说苑》包罗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现在想来,我做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选择,选择了刘向、《说苑》。尤其对于先秦来说,刘向是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因为所有先秦的书,都经过刘向的整理,我们看到的是刘向整理后的先秦文献,所以他才是整个先秦文学史的七寸。”

“所以,”徐老师说,“你的研究是与你的材料有关的。所有的研究方法,研究最后的取向,得出的结论,总是要与你的材料有关。材料非常重要,你的材料的性质是什么,最后决定了你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选择了材料,也是被材料所选择。

徐老师的功夫在于,哪怕《说苑》中涉及到一条先秦相关的内容,他都会翻遍所有与此相关的研究书籍。“我把北大图书馆里所有研究先秦的书差不多全看过了。”徐老师回忆道。如此,虽然博士论文只有二十多万字,事实上这二十万字背后的工作量却是更为可观的。

这样的工作自然十分辛苦,而徐老师却乐此不疲,因为他是真心地热爱着学术。“做博士论文是很累的,但只要你有兴趣,你就会很快乐。你会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过的问题。”

做菜如做学问,做菜也是一门学问

三尺讲桌,一方厨台。热爱国画,热爱学术,徐老师同样热爱着厨艺。有幸尝到过徐老师手艺的师兄师姐们,每每讲起都赞不绝口。

徐老师称自己的厨艺是被磨练出来的。起初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而后某一天忽然意识到,做菜其实和做学问一样,都有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会做得非常容易。“你要了解这个材料的特点,了解调料的好坏,了解火的软硬对于菜成熟度的影响。再要明白,中国菜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烹饪方式。”

确实,聊起做菜,徐老师一如讲治学一般娓娓而谈。他说,做菜和做学问一样,最根本的就是材料。比如做排骨,倘若肉质不好,手段再高也徒劳。学会挑拣食材非常关键,之后会逐渐摸清,哪几种食物搭配起来味道更好,这就是经验了。经验到后期,已然成为了直觉,即便是买回来的生菜,只要闻一闻便知道它适合与哪些菜搭配来做。再比如原本一直不太会做猪排的徐老师,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发现,只要放一点镇江糯米醋,效果超群。同样是能提鲜,醋比黄酒的功效还要好,浸在其中,脂肪消化很快,而肉变得更加有韧度,怎么炖都不会烂。可见做菜也是一门学问,自有一番功夫在内。

徐老师坦言,做菜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十年厨龄,近三、四年手艺更是突飞猛进。曾经一度觉得做菜有些麻烦,如今基本什么菜都能够很快做好。在家里,徐老师全揽做饭任务。小师妹现在八九个月了,她的饭也由老师特别制作,像早晨一般会做南瓜苹果,借鉴的是国外婴儿食谱,只不过把梨换为苹果,因为苹果和南瓜搭配在一起味道会更好。“南瓜蒸熟,和苹果打成泥,再放一点奶粉,味道好极了。小孩吃得很开心。土豆、胡萝卜、西兰花打成泥儿也不错,小孩特别爱吃土豆泥和南瓜,还有香蕉泥。”讲起孩子,徐老师笑意渐浓,语气愈发温柔,满满洋溢着身为人父的幸福感。

“家庭是最重要的。”在几乎要菜香飘飞的空气里,徐老师温和地说。

突破研究框架,回归传统文本

在授课方面,徐老师更倾向于用相对涉及面宽广、文化史背景丰厚的内容来教授,而不是以原先单一的文学史的方法。徐老师的《诗经》导读课在全校都非常受欢迎,课上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多角度、全方位地运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来分析品读《诗经》当中的诸多篇目,许多同学从中受益匪浅。可以说这也是一贯延续了老师从硕士期间便坚持的研究方法。

徐老师主张,应当尊重传统。传统不会单一地拿出其中的哪一部分,只有综合起来研究才有意思。比方研究清代的词,会涉及到朱彝尊等人,而事实上朱彝尊的经学研究非常了得,倘若只研究他的词,则会忽略这个人一生当中花去精力最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所有的课,都是不特别强调文学的课。”徐老师如此说道。

并且,徐老师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将要发生一次非常根本的变化,大家会抛弃原来的研究方式,进入一种新的研究阶段。比如先秦两汉这部分,总是被认为已经研究殆尽,很难再找出新题目来做了。事实上有的是题目可做,问题在于原先的研究范式、发现问题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上我们采用的是西方的方式,我们现在的“文学”,是literature,是西方的文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文学。

“正如我们山东地区是苹果的主产区,出口苹果会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拿一个方框来把关,套上去大小正好的才算合格,所以最后出口的苹果大小一模一样。小一点的、大一点的,都不够出口标准。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很像这样选择出口苹果,”徐老师说,“一定要选择符合我们所理解的literature标准的作品、作者来进行研究,这相当于在用一个小框,不停地从古代来筛选东西。从根本的学理层面来说这是错误的,是选择性的,而不是一个依照根本层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一定是有问题的。”

现在的研究者大多会用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去选择、去寻找题目,所有的问题都要去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这样问题就大了。”徐老师严肃地说,“因为文学史本身是从整个历史当中摘取创造出来的。要突破这个框子,就要从文学史层面突破到文本,所谓文本,就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我们要以文本为中心,凡是文本材料,都应当是我们中文系人的研究对象。”

文学是从一堆文本材料里选出来的。从这堆文本中,选出了文学,选出了史学,也选出了哲学。“事实上没必要苛求这样选,正如研究唐代史学的人,也要看《全唐诗》和《全唐文》。”

以文本为中心,所有文本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所谓文学,是研究如何写的学问,那么所有写下来的东西,都是研究“如何写”的对象。墓志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讲话发言也同样是,都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而并非是我们只选“文学作品”,只选“优秀”的“文学作品”。

一旦突破了这个框架,很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许多研究方式也都要变。这既是对传统文本的回归,也是一条新的路子。

曾在师兄师姐那里见过老师年青时的照片,英俊沉稳,气宇轩昂,如今岁月更为他镀上了亲切随和、儒雅卓然的光晕。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是一位手艺超绝的大厨,他是一位爱家顾家的好父亲,他是我们的徐老师。

文:14硕 卫一帆  编辑:钟文